欲得其“神”先有其“形”。造像者常引用“做人难”这句人生处世的俗语比喻人物雕刻之困难。江西雕刻人物既有惟妙惟肖的形似，更有表现其思想感情的神似，欲得“神”先有“形”，形神兼备才显其生动。一件优秀的人物造像作品，最主要的是表现出人物的精神特征。雕刻艺术家会通过整体的设计构图以及技巧细节把握处理来完成。欲得其“神”先有其“形”。刻划人物的神态除了整个身躯的运动姿态和四肢的动作外，面部的表情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作者传达给观者各种情绪的最重要手段。庄严、愉快、沉思、幻想、愤怒、哀愁等等情绪，都是靠面部肌肉的张弛牵动眉、眼、嘴甚至鼻的变化来表达，这个变化是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很多时候需要雕刻者对于解剖学的基本知识有一定的研究了解，才能更生动的用雕刻刀反应出细微的差别，这也是决定作品档次的重要基点。人物雕刻很注意在服饰纹理的雕刻上下功夫，表现了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不仅雕像衣服质地的轻薄、厚重之感能真切地刻画出来，人们更常常通过衣纹的走向折变表现人体绅动态、身段，甚至巧妙地利用衣纹的特征烘托人物的精神气质和内在性格。有些事急不得，它不会瞬间达到理想的效果，更多的时候都是在退二进三中取得成效，你得等它在时光中开花结果，慢慢成熟。....

从造型艺术的本质来看，一件雕塑所具有的体量感，正是南昌人物雕塑家要极力表现的重点，也是雕塑艺术的基本语言。持有体积、占有空间是客观万物存在的前提。然而，雕塑与一般物体截然不同，它是通过对三维空间中的自然形态的塑造，去探求形体本质，利用形体视觉感受彰显空间维度，表现美感，以满足高度的精神文化需求。人物雕塑雕塑作品除了自身所占据的空间外，还会生成一定的非现实空间，这个空间是作品与受众之间形成精神共鸣时产生的，即“心理空间”，心理空间的有无直接关系到作品受容性的强弱。同时，创造心理空间还需要相应的外部环境，为了能够充分地表达雕塑语言，环境因素的限制不容忽视。无论单体作品还是组群作品，必须考虑完成后所放置的场所，力求达到场所和艺术相互契合。美国现代雕塑家乔治·西格尔的作品持有独特的空间意识。画家出身的他曾对抽象形态的魅力坚信不疑，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进行着半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创作，其间举行过多次个展。而后逐步发觉此种表现手法并非自己真正所求，于是，便开始等身的人物雕塑创作，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人体直接取形的方法。在选择模特时，他将目光投射到大众身上，从中选取日常那些不经意的人物姿态和场景进行刻画。结合人物雕塑，那些含有桌椅、窗框等道具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他的作品中频频出现。这些生活场景加深了观者对作品的亲密感，使空间表现富有张力，连通心灵，也让雕塑人物的存在更具真实感。观者踱步于作品和环境之中，与作品、环境产生联系，进行精神对话。....

渊源与发展在今日看来，雕塑与绘画被视为并列的艺术门类。在历史上，两者社会地位不同，与文化主体的衔接方式不同，对于诗性审美的体现程度也不同。传统书画将诗学意境作为表达的最高境界，诗性与画意在意象表达时经常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书法、国画与诗词近乎同源同理，追求自由思想和个性表达的文人画更是将诗性和艺术性演绎出完美的统一。雕塑则不然，传统雕塑主要以装饰性、功用性和教化作用服务于宗教和权贵。传统礼教对劳力、技艺行业存有偏见，雕塑人同百工之人一起，属君子不齿之列；雕塑制作受限于宗教仪规而难以创新突破；没有相关理论研究，自然不能像书法绘画那样自成体系。在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文学与哲学、宗教一并影响了雕塑造型的意象风格，整体造型圆融而概括，含蓄或夸张，以不同的形态体现不同的人物性格。比如，用“瘦骨清像”体现菩萨的超脱，用颈短体阔形容将军的气魄，尤其在表现天王力士的力量时用膨胀、收缩的夸张方式纳气、聚力而生威……这是具有暗示性的意象表现方式。雕塑受到绘画造型理论和样式的影响，无论是“气韵生动”“迁想妙得”的造型法则，还是“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造型样式，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雕塑的意象形态。依据主体性格特质发挥想象，对形体加以概括、夸张和变形处理，营造适合的神韵和气度；注重用线造型，体现神韵、律动、刚柔相济之美，由此形成中国雕塑独特的造型方式。上述造型方式在宗教造像上的体现有自由度和灵活性的不同。若论诗性审美的表现程度，往往主佛不如弟子，弟子不如菩萨，菩萨不如天王力士，因为越是重要角色，造型受限越多。以此类推，天王脚下的妖魔，旁侧的罗汉、供养人，岩壁上的飞天等往往更具诗性。除此之外，建筑、祠堂、墓室中无数的人物、动植、神兽雕塑，画像石、画像砖以及更多器物、家具等实物之上以装饰作用存在的雕塑，充满着更为自由丰富的造型意趣和想象力。相比西方传统雕塑而言，中国传统雕塑不局限于解剖、结构的客观准确，追求神似多于形似。雕塑存在形式多样，包括圆雕、影塑、浮雕、线刻等形式，且多综合应用，灵活营造空间，体现出了中国独特的空间观念和诗性审美特质。....